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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常生活詩學的核心內涵, 是揭示日常生活內部所蘊藏的各種微妙繁富的生命鏡像, 重構人類身與心、人與物的統一性。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 這一詩學逐漸成為中國當代作家的自覺追求, 并在創作實踐中大致經歷了萌芽期、發展期和趨于成熟期等三個階段。在具體創作中, 它體現出辯證而多元的價值觀、平等而質樸的生命觀、自由而精細的文本形態等主要審美特征, 但也暴露出作家對世俗欲望的過度張揚、創作主體審美視野狹窄、一些作品審美意蘊單薄等審美局限。隨著日常生活本身的不斷豐富和作家們對其自覺地強調, 可以看出, 日常生活詩學的重構, 已反映出當代作家對生命整體性的關注, 也預示了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某種趨勢。
關鍵詞：
日常生活; 詩學; 重構; 當代文學; 整體性;
基金： 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新世紀文學的日常生活詩學研究” (項目編號14AZW002) 之階段性成果;
Discourse on Reconstruction of Daily Life Poetics
Hong Zhigang
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中, 瑣碎而平淡的日常生活,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并未受到作家們的重視。有些作品雖然以日常生活為底色, 但創作主體所追求的, 仍是其背后所負載的社會或歷史意義, 并非日常生活本身的審美價值。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 隨著“南方生活流”詩歌和“新寫實”小說的興起, 當代作家逐漸轉向對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密切關注與表達。90年代之后的“個人化寫作”思潮, 再度強化了這一審美特征。新世紀以來, 隨著“70后”“80后”等青年作家群的不斷崛起, 日常生活的審美表達更是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主要審美傾向。認真審視這一審美傾向, 我們會發現, 它既體現了當代作家對重構人類生活完整性的自覺追求, 也隱含了創作主體對身與心、人與物之間統一性的重建理想, 同時還預示著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某種趨勢。
一
所謂日常生活詩學的重構, 是基于日常生活審美化理念之上的一種創作實踐。它的核心內涵并不是否定或回避重大的社會或歷史生活, 也不是刻意排斥或顛覆一切宏大話語, 而是在尊重它們的同時, 更加自覺地立足于普通個體的生存經驗和存在境遇, 注重物質性、身體性和體驗性的審美表達, 突出那些看似瑣碎、慣常的世俗生活對于個體生存的重要意義, 揭示日常經驗內部所蘊藏的各種微妙繁富的生命鏡像。它的主要目標, 是強調文學對于日常生活的審美關注, 發掘并展示日常生活中極為豐盈的生命質感和人生意緒, 以便重構人類在身與心、人與物上的統一性, 即杜威所強調的“一個經驗” (1) 。
從表面上看, 日常生活似乎平淡無奇, 千篇一律, 充滿了程式化和世俗性的特征, 但它卻是一個包容性和消融性都極強的概念。按照本·海默爾的說法, 日常生活一方面“指的是那些人們司空見慣、反反復復出現的行為, 那些游客熙攘、摩肩接踵的旅途, 那些人口稠密的空間, 它們實際上構成了一天又一天 (但是并不對它們作出判斷) 。這是和我們最為切近的那道風景, 我們隨時可以觸摸、遭遇到的世界” (2) 。然而, 它并非穩固不變, 而是在現代性的進程中, 以不易覺察的動態方式, 呈現出巨大的包容性和消融性, “使不熟悉的事物變得熟悉了;逐漸對習俗的潰決習以為常;努力抗爭以把新事物整合進來;調整以適應不同的生活的方式。日常就是這個過程或成功或挫敗的足跡。它目睹了最具有革命精神的創新如何墮入鄙俗不堪的境地。生活中所有領域中的激進變革都變成了‘第二自然’。新事物變成了傳統, 而過去的殘剩物在變得陳舊、過時之后又足資新興的時尚之用” (3) 。正是這種復雜多變的包容與消融, 才使得我們的日常生活變得異常駁雜, 同時又搖曳多姿。所以, 伊格爾頓由衷地說道:“日常生活就像瓦格納的歌劇, 錯綜復雜、深不可測、晦澀難懂。” (4)
日常生活的復雜與晦澀, 不僅在于它以動態化的方式, 承載了人類社會演進與文化變遷的豐富信息, 還在于它以無窮無盡的手段, 對每個個體的生存方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都進行了潛在的文化規約。“在人類社會, 不僅是性, 人類廢棄物的排泄也受文化的管制……若一個人對于某事的反應是習得的, 那么他就是被一種文化規范所塑造而不是被‘本性’塑造的。” (5) (省略號為筆者所加) 因此, “要理解日常生活, 我們就要明白, 日?；顒拥男嗡懿粌H受個人社會地位的影響, 而且受人們身處其中的文化情境的影響。在復雜的現代社會中, 每個人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情境都是多元的、并且是交叉重疊的。” (6) 每個人既是生命的存在, 也是文化的存在, 日常生活在其程式化的內部蘊含了無限豐富的文化信息, 使每個人像魚活在水中一樣生活于其中。同時, 這些文化經過不斷地消融與發酵, 還滋生出更為高級的文化形式。盧卡契就曾指出:“如果把日常生活比作一條長河, 那么由這條長河中分流出了科學和藝術這兩種對現實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現形式。”而且, 這兩種更高形式的文化之最終目標, 還是“為了更豐富、更深入地解決日常生活的具體問題” (7) 。因此, 在盧卡契看來, “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態度是第一性的”, “人們的日常態度既是每個人活動的起點, 也是每個人活動的終點” (8) 。的確, 就每個個體的人來說, 無論他的生命有多么漫長, 也無論他的身份或地位有多么特殊, 日常生活都將占據他全部生活的核心地位, 而他面對日常生活的態度, 也將展示他的生命情趣、文化倫理及其內在的精神品質。文學作為“人學”, 若要揭示人性深處的各種奧秘, 若要發掘生命內部的各種矛盾性及其可能性, 就不能忽略日常生活特有的價值。因此, 一個優秀的作家, 在關注一切社會歷史重大問題的同時, 還應該放低自己的精神姿態, 沉入各種日常生活的微觀領域, 體察與捕捉不同生命特有的生存鏡像。只有這樣, 他才有可能在更為深廣的視野與豐沛的情感中, 真正地揭示人性的微妙與生活的豐饒, 并有效傳達創作主體對人類生存及其可能性狀態的探索與思考。
應該說, 在傳統的中國文學中, 日常生活雖然沒有作為一種理論問題被系統地建構出來, 但在具體的創作實踐中, 仍一直得到詩人和作家們的自覺尊崇。這一點, 從唐詩、宋詞中的大量作品一直到《金瓶梅》《紅樓夢》等, 都可以得到印證。然而, 我們也必須承認, 受到特定歷史文化使命的影響, 自20世紀以來, 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 中國文學的主脈都是沿著民族化、集體化的“載道”意愿在發展。這是由中國社會不斷變革的政治文化思潮所決定的。在這種共識性的“載道”思維影響下, 人們已習慣于從宏觀的歷史語境中來認識生活的價值, 并形成了一種“集體生活觀”。這種生活觀的特點是, 突出集體意志和社會歷史需要對于大眾生活的重要作用, 強調個體存在的共識性價值和理性意義, 生活的核心價值常常被等同于社會的主導性價值, 并呈現出明確的形而上的精神特質;而作為普通個體的日常生活和豐盈獨特的生命體驗, 因其帶有形而下的世俗意味, 則一直處于遮蔽狀態。這種生活觀無疑是有些片面的, 它呈現的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發展對文藝創作的特殊要求。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 中國當代文學一直尊崇宏大而理性的群體性生活書寫, 聚焦社會或歷史的重大問題, 強調個體生存的理性意義, 追求全景式、史詩性的寫作方式, 雖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但也留下了一些遺憾。
然而, 到了20世紀80年代, 隨著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的不斷深入, 中國作家開始逐漸認識到, 要讓文學真正地回到“人學”軌道, 日常生活則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審美領域。因為任何一個社會都是由無數個體的人組成的, 人類生活的豐富性取決于每個個體生活的豐富性, 尤其是日常生活的豐富性, 包括物質需求、身體覺醒、感官滿足等形而下的世俗欲求。一個真正完整的人的生活, 應該既包括集體性、共識性的“宏大生活”, 也包括個人化、碎片化甚至是非理性的“私人生活”, 就像列斐伏爾所說的那樣, 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動的匯聚處、紐帶和共同根基。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類的和每個人的存在的社會關系總和, 才能以完整的形態或方式體現出來” (9) 。不錯, 日常生活在經驗化的表象上確實具有高度的同質化特征, 但是, 如果從理性層面上來認真思考, 我們就會發現, 每個個體的日常生活都具有不可替代性, “日常生活中的日常狀態可能被經驗為避難所, 它既可以使人困惑不解, 又可以使人歡欣雀躍, 既可以讓人喜出望外, 又可以使人沮喪不堪” (10) ?？梢哉f, 日常生活使每個人作為生命與文化存在的豐富性, 都獲得了極為生動的呈現。而且, 社會結構變化愈快, 經濟行為愈活躍, 人們的日常生活便會愈顯活力, 其包容性和消融性也會變得愈加強大, 每個個體的生存形態及其精神風貌也因此變得異常豐實和復雜。
進入90年代以后, 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 特別是市場經濟和消費文化的興起, 人們的日常生活變得更為紛繁復雜, 人們對日常生活質量的關注程度也越來越高, 選擇的空間也越來越大。這也使當代作家們進一步意識到, 以前那種特定情境下被簡化了的“宏大生活”, 已不能涵蓋今天生活的全部;物質、欲望、技術、情感等在現代社會里所占據的地位日益重要, 也成為每個個體日常生活的核心內容;那些看似庸常的普通生活, 不僅對于個體生存有著重要的意義, 而且其本身也蘊含了無限豐富的生命鏡像及其藝術特質。在這種認識的驅動下, 越來越多的作家對日常生活詩學有了相對明晰的認知, 并形成了高度自覺的創作理念。因此, 從某種程度上說, 日常生活詩學的重構, 體現了中國當代作家對人的完整生活的一種審美建構, 對變動不居的現代生活的嚴重關切, 以及對人的生命本體的全面理解和尊重。它既體現了樸素的人本主義思想, 也試圖對文學過度專注于宏大生活書寫進行自覺的糾偏。這一詩學觀念的形成, 與中國社會發展密切相關, 也是文學自身的歷史訴求。
二
從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來看, 真正觸及日常生活詩學的創作實踐, 應該是新時期之后的80年代初期。當時, 汪曾祺、孫犁、林斤瀾等少數經驗豐富的作家, 開始在《受戒》《大淖記事》《蕓齋小說》《矮凳橋風情》等短篇小說中, 自覺捕捉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細微之處所呈現出來的各種微妙的生命情態, 努力發掘日常生活本身所蘊含的各種富有深意的“滋味”, 展示各種小人物在世態民情、倫理風俗中的命運變化, 對日常生活詩學體現出較為明確的自覺意識。但是, 當代作家在整體上自覺形成日常生活的詩學觀念, 應該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 并且大致經歷了萌芽期、發展期和趨于成熟期這樣三個階段。
在新時期文學初期, 作家們主要是沿著“撥亂反正”和“解放思想”這兩個維度來展開創作的。無論是“朦朧詩”“傷痕文學”“反思文學”, 還是“改革文學”, 都表達了人們終結過去、開創未來的強烈意愿, 并與整個社會的集體意志形成了緊密的共振。當然, 其中也有不少作品展示了人們對個體尊嚴、個人情感的強烈吁求, 并透露出某種人本主義的啟蒙傾向, 如舒婷的《神女峰》等詩歌, 張賢亮的《綠化樹》等。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面實施, 中國社會的發展進入到快車道, 人們的日常生活開始變得日趨豐富, 個人的生活空間在不斷擴大, 人們對不同生活方式的選擇也變得自由、寬松而從容。“南方生活流”詩歌適時而生, 其代表詩人有于堅、韓東、柯平、伊甸、王小龍、傅天琳、李鋼、筱敏, 等等。盡管這個群體十分松散, 不存在任何組織和宣言, 但他們一反“朦朧詩”的理性化和象征化, 注重對日常生活情趣的發掘, 強調對生活本體的詩意呈現, 并以貼近生活的口語化方式, 消解詩歌語言的過度象征與隱喻。“他們無意教訓人們什么, 或者開導人們什么, 只是作為一個目擊者、親身參與者, 把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經驗的平民感受, 拿來和你交談交談, 信不信由你。” (11) 像韓東的《我們的朋友》、于堅的《尚義街六號》、柯平的《中國農村紀事:1985》, 等等, 都是將情節化的敘事融入抒情之中, 努力呈現日常生活的原生態韻致, 看似平淡無奇, 卻又耐人咀嚼。所以, 有學者認為:“從‘今天’派到‘生活流’, 給人的感覺似乎從一個輝煌的理性高度一下子直墜平地, 揪人心肺的悲劇美被稀釋成了日常的悲歡離合、柴米油鹽、恩恩怨怨, 遇羅克式的悲壯的殉身, 被無窮無盡的日常煩惱所置換, 溫情脈脈的優雅詩意被更加實在、更難對付的世俗人情所取代, 人的價值不是在生死抉擇的片刻之間受到考驗, 而是在千頭萬緒的外界周旋和內部耗損中受到檢驗。” (12) 的確, 盤旋于日常生存感受的“南方生活流”詩歌, 多少有些瑣碎、平實, 個體性的感受遠大于理性的思考, 但它無疑較早地體現了創作主體對日常生活詩學的建構意愿?？梢哉f, 這一群體, 明確超越了“朦朧詩”的理性啟蒙與英雄主義理想, 自覺返回到日常生活之中, 努力展示那些富于生機的日常生存狀態, 尋找生命的自然體驗和人生意緒。
比“南方生活流”詩歌稍晚興起的“新寫實”小說, 則進一步確立了日常生活的詩學價值。以方方、池莉、劉震云、劉恒等代表的新寫實作家, 面對異常繁駁的現實生活, 主動放棄集體化的審視眼光, 而以極具親和力的、平等的敘事姿態, 捕捉日常生活中各種“毛茸茸”的生存狀態, 還原普通平民鮮活而靈動的生命質感。池莉就曾說道:“我希望我具備世俗的感受能力和世俗的眼光, 還有世俗的語言, 以便我與人們進入毫無障礙的交流, 以便我找到一個比較好的觀察生命的視點。” (13) 世俗性, 是日常生活的基本標志, 它隱含了作家對人的某些自然屬性的認同, 也凸現了日常生活詩學中必不可少的世俗情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陳思和強調:“新寫實小說的革新意義, 首先就在于使生活現象本身成為寫作對象, 作品不再去刻意追問生活究竟有什么意義, 而關注人的生存處境和生存方式, 及生存中感性和生理層次上更為基本的人性內容, 其中強烈體現出一種中國文學過去少有的生存意識。” (14) 盡管“新寫實”小說大多表現的是底層百姓無序而又無奈的生活境況, 呈現出日常生活的灰色調, 但它從繚亂的日常內部揭示了生命在感性層面上的豐茂與蕪雜, 也突出了日常生活對于個體生存的絕對意義。因此, 從“南方生活流”詩歌到“新寫實”小說, 有關日常生活詩學的審美理念, 已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初步形成。
但這一審美理念獲得真正的發展, 還是20世紀90年代之后。特別是“個人化寫作”思潮的迅速崛起, 極大地推動了當代作家對個體生存價值的深入思考, 也使他們對個體性的日常生活價值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作家們在著力表現個體存在的同時, 尤為注重個體的自我感受與體驗, 強調日常生活中的物質性、欲望化、時尚化與個體生存意識之間的緊密關系, 并帶著對個人生活價值空間的重構意愿。如陳染就曾毫不含糊地說:“沒有個人, 妄談‘人民’。沒有個人, 所有的高調都是空的。而所謂的代表著‘群體’的‘大我’的臉譜, 或者過度強調普遍意義的所謂‘典型性’, 這個陳舊的格式其實除了千人一面、雷同復制之外, 什么也沒有。” (15) 林白也說道:“個人化寫作建立在個人體驗與個人記憶的基礎上, 通過個人化的寫作, 將那些曾經被集體敘事視為禁忌的個人性經歷從受壓抑的記憶中釋放出來, 我看到它們來回飛翔, 它們的身影在民族、國家、集體、政治的集體話語中顯得邊緣而陌生, 正是這種陌生確立了它的獨特性。” (16) 由詩歌轉向小說創作的韓東也談道:“我們對塵世生活中的小恩小惠、小快小樂、小財小色充滿了依戀, 無法真正摒棄, 并不虛無。” (17) 從這些代表性作家的言辭中, 我們可以看到, “個人化寫作”主要是為了證明, 任何普通卑微的個體, 其存在都具有不可替代性, 任何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小恩小惠、小快小樂、小財小色”, 都是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 也是生命存在的豐富性之所在。因此, 從本質上說, “個人化寫作”思潮是試圖通過探究個人世俗生活的欲求、建構個人日常生活空間的方式, 突出人們對個體日常生活的關注, 隱含了作家對人類身與心、人與物相統一的精神訴求。
在這種“個人化寫作”思潮的驅動下, 一些新歷史小說也越來越注重對歷史時空中日常生活詩學價值的發掘。像蘇童、葉兆言、格非、李銳、楊爭光、王安憶等很多作家都將眼光投向民間化的稗史, 自覺拋棄歷史的可勘證性, 將原本由史料建立起來的真實性, 全部由個人想象的藝術真實所取代。他們不再將歷史的反思作為主要目標, 而是沉迷于歷史的皺褶之中, 著眼于民間化的逸聞軼事、個人命運、家族沉浮, 在個人化和碎片化的歷史鏡像中, 饒有意味地書寫那些普通人的命運走向與人性景觀。在這類小說中, 宏大的英雄史完全被日常情態下普通人的苦難經歷和心緒所取代, 即使帝王將相, 也都在日常生活語境中脫下了“偉大”的外衣, 呈現出普通人的生命質色, 洋溢著原初、隨意、自由、平凡的生存意趣, 與精英文化格格不入。如蘇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格非的《敵人》、楊爭光的《棺材鋪》、李銳的《銀城故事》、王安憶的《長恨歌》等, 都是如此。這些微觀化、碎片化和平民化的敘事, 將日常生活視野延伸到歷史記憶之中, 進一步拓展了日常生活詩學的審美空間。
與此同時, 90年代后期興起的“底層寫作”, 也同樣張揚了日常生活的詩學價值。不錯, “底層寫作”無疑體現了作家對社會弱勢群體生存境況和內心困頓的關注, 帶著創作主體非常明確的道德感和責任感, 隱含了宏大生活的微觀化處理策略。但是, “底層寫作”中的大量作品 (像鐵凝、王祥夫、劉慶邦、王安憶的一些短篇小說, 鄭小瓊的詩歌等) 所體現出來的對日常生活的焦慮性表達, 既揭示了市場經濟驅動下的現代日常生活之無序性、混雜性和欲望化傾向, 也呈現出很多底層民眾尤其是進城務工人群對于這種現代日常生活的無奈和無助。無論是其表達視點還是審美情趣來看, 都體現出作家對日常生活自身的內在發掘, 也展示了日常生活詩學應有的美學向度。因此, 就日常生活詩學的重構而言, 90年代的文學已從多方位對它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推進。
新世紀之后, 隨著“70后”和“80后”作家群陸續涌入文壇, 除了韓寒等極少數帶著青年亞文化情緒的寫手之外, 絕大多數人從寫作的開始, 便自覺尊崇對日常生活的詩學表達。他們既不關注宏大的歷史記憶, 也不熱心于重大的現實問題, 而是專注于當下生活、個體欲望以及青春成長的審美表達。他們天生就迷戀于各種生活“小事”。他們感興趣的, 常常是“生活中那些細微、微小的事物, 像房屋, 街道, 樓頂上的鴿子, 炒菜時的油煙味, 下午的陽光……”, 因為“我們每個人、每時每刻都處在‘日常’中, 就是說, 處在這些瑣碎的、微小的事物中, 吃飯, 穿衣, 睡覺, 這些都是日常小事, 引申不出什么意義來, 但同時它又是大事兒, 是天大的事兒, 是我們的本能” (18) 。如金仁順就說道:“我沒有想過構建自己的文學世界, 任何高大的理想, 跟我好像都不沾邊兒。但有句話是對的, 我手寫我心。正如我的寫作會下意識地描摹我的生存狀態, 我跟這個世界的關系一樣, 隨著寫作時間的加長和作品數量的增加, 我也在不知不覺地營造我的文學世界吧。我的文學世界就是我小說里的那些人物和事件, 它們記錄了當下社會中的一小塊生活空間。我希望它是有意義的, 希望有一部分讀者能在這里找到認同感。” (19) 作為新生力量, 他們逐漸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主力軍, 這也意味著他們所追求的這一詩學理念, 將成為當代文學發展的一種趨向。
三
通過歷時性的簡要梳理, 可以看到日常生活詩學的重構, 已成為中國當代文學一種不可忽略的發展趨勢?；蛟S它不具備廣袤而宏闊的精神視野, 也缺乏一些精深博大的思想內涵, 但它在反映普通個體的生存情狀及其生命形態上, 在重構人類生活的完整性上, 卻更為全面地體現了人本主義的基本特質。細察這一創作實踐的內在追求, 我們可以借助相關的文本分析, 揭示這種日常生活詩學所呈現出來的一些重要審美特征。
首先, 是辯證而多元的價值觀。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化經濟結構的轉型, 從城市到鄉村, 中國社會的日常生活已變得豐富而多元, 遠遠超出了油鹽柴米之類的簡單事象, 且呈現出巨大的擴容狀態和吞吐能力。這種客觀的日常情境, 意味著人們對日常生活的選擇擁有更多的自主性和多變性, 也意味著作家們在書寫日常生活時, 必然會呈現出多元化的價值取向。事實也是如此。首當其沖的, 就是人們對于物質生活的倚重。由于長期經受物質匱乏的窘迫, 當物質生活有了極大的改善之后, 人們的內心欲求也在不斷放大。很多作家們都對這種物質生活的重要性進行了別有意味的探討。如池莉的“人生三部曲”中, 從婚禮的禮儀、孩子的奶粉到工資調級, 圍繞印家厚夫婦的各種生活煩惱, 幾乎都離不開物質和金錢。這種物質欲求不是因為他們絕對的貧窮, 而恰恰是與整個社會環境 (包括同事和朋友) 相比, 他們還難以獲得內心的平衡。何頓作品中的很多人物, 如雷鐵 (《告別自己》) 、何夫 (《生活無罪》) 、何斌 (《我們像葵花》) 、寧潔麗 (《太陽很好》) 、馬民 (《荒原上的陽光》) 等, 也對物欲化的現實表現出強烈的企慕和積極的參與意識;在他們看來, “個體戶并不費什么事且也沒有絲毫愿望, 卻把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有力的改變。以前積金千兩, 不如明解經書?，F在, 大家都向錢看了” (《我們像葵花》) , 于是他們投身到各種商機之中, 有時甚至還玩些坑蒙拐騙, 目的就是為了通過財富的聚集, 改變自己的社會身份和地位。這種物質生活的追求, 在“80后”作家筆下更為普遍, 并且直接轉化為時尚品牌和奢侈品的炫耀, 如郭敬明的“小時代三部曲”中, 就充斥了各種世界名牌的表述, 幾乎每個青年男女身穿手拿的東西, 作者都要指出其品牌名稱, 品牌符號成為人物身份的重要表征。
與此同時, 有些作家則極力發掘普通民眾內心的詩意生活, 彰顯他們對精神自足的追求。如遲子建的《起舞》里, 丟丟寧愿放棄一切, 也要守著那幢象征浪漫情愛的半月樓, 并精心保存著那條舞裙。同樣, 在她的《鬼魅丹青》里, 卓霞對服裝剪裁的專注和執著, 也洋溢著一種浪漫、唯美和自由的理想氣息。王安憶《驕傲的皮匠》里的鞋匠根海, 也是以自己的純樸、真誠與自律, 贏得了都市人的尊敬, 甚至情愛。徐則臣的《居延》里, 少女居延只身來到茫茫的京城, 歷經了無數的屈辱和磨難, 最終只是為了給愛情找到一個明確的答案。這些人物都是來自底層, 但他們的骨子里都有一種超凡脫俗的生命沖動, 洋溢著物質之外的詩性氣質和執著的精神信念。
對一些傳統世俗倫理進行反思, 并維護現代日常生活中正常的人性欲求, 也是一些作家重點探索的目標。如魏微的《大老鄭的女人》《姊妹》等, 就借助男女之間錯位的情感生活, 表達了中國女性寬厚善良的內心品質與相互撫慰的體恤之情。笛安的《南方有令秧》則在歷史時空中, 敘述了令秧被丈夫家族作為貞潔牌坊嚴加管束的抗爭史。雖然令秧的反抗是靜默的, 偷偷摸摸的, 但她是執著的, 無怨無悔的;她以自我的本色追求, 顛覆了牌坊在道德上的虛偽與廉價。艾偉的《小滿》中的少女小滿, 承受著改變家庭貧困的重任, 替人代孕生子, 結果母性意識覺醒, 使她無法踐行先前的承諾, 以至被逼致瘋, 體現了作者對某種庸俗家庭倫理的尖銳批判。張怡微的《細民盛宴》講述了少女袁佳喬在成長過程中與繼父繼母相處的復雜情感。她參加了無數次的家族“盛宴”, 并在每一場“盛宴”中感受著市井人物之間的精明、計較、攀比, 以及虛假的客套, 瑣碎的日常中盡是說不完的世態炎涼;所謂的親情倫理只是一個空洞的外殼, 或者說只是一次次各懷心思的“盛宴”之借口。
當然, 對邊緣個體獨特生存方式的維護, 也是很多作家特別是青年作家極力尊崇的價值理念。像金仁順、戴來、盛可以、李修文、孔亞雷、孫頻、甫躍輝的很多小說中, 人物大多處在都市的邊緣, 且置身于各種變動不居的快節奏生活中, 對都市外在的群體性環境表現漠然, 只關注于個體之間的情感糾葛, 突出個人生活方式的不可屈從。如金仁順的《水邊的阿麗狄娜》、戴來的《練習生活練習愛》、李修文的《滴淚痣》、盛可以的《道德頌》、孔亞雷的《小而溫暖的死》, 等等, 都是側重于表現青年人在變幻不定的現代都市中的內心感受, 且不乏精神上的分裂與錯位, 以及情感上的漂泊感, 但他們對都市生活卻又是難舍難離。這些作品其實折射了都市在現代化進程中體現出來的另一種日常景象———獨立而幽閉, 卻擁有我行我素的自由。
無論是強調物質生活還是彰顯詩意生存, 是重審世俗倫理還是維護個人獨特的生存理念, 從本質上說, 當代作家面對日趨繁雜且異質紛呈的日常生活, 都進行了多維度的探索與表達, 而且從作品所體現出來的價值觀而言, 具有辯證且多元的審美特征。
其次, 是平等而質樸的生命觀。從“南方生活流”詩歌和“新寫實”小說開始, 當代作家就明確地選擇了民間化的表達立場, 以平等的眼光和心態, 著力書寫一個個普通人的普通生活, 甚至是一些被忽略的生存群體的生命情態, 包括進城務工群體、鄉村留守婦女、普通市民、個體戶, 等等, 可謂蕓蕓眾生, 包羅萬象。如池莉的“人生三部曲”和劉震云的《單位》《一地雞毛》等, 就完全以平實的語調和人物自身的心緒, 呈現了城市職工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煩惱, 包括柴米油鹽、禮儀風俗、人情往來之類的力不從心。劉慶邦、王祥夫、范小青、徐則臣、鄭小瓊的一些作品, 常常從人物的心理意緒出發, 書寫了形形色色的農民工在城市里的尷尬與困頓;這些人物生活在城市的邊緣地帶, 常常與城市秩序發生各種意想不到的沖突, 但他們依然帶著自己的夢想, 努力創造自己的生活空間。畢飛宇《推拿》、東西《沒有語言的生活》等作品, 則敘述了殘疾人的日常生活, 他們用自身獨特的交流方式, 生動地展示了自己的喜怒哀樂, 也維護著日常的家庭倫理。孫惠芬《吉寬的馬車》、林白《婦女閑聊錄》等, 平實地再現了農村留守婦女在自由自在的表象之下, 內心世界的各種煩亂與焦慮, 有精神的, 情感的, 也有身體欲望的。何頓的《我們像葵花》《生活無罪》和阿來的《輕雷》等作品, 則以非道德化的敘事, 饒有意味地呈現了90年代個體戶的財富夢。田耳的《天體懸浮》、艾偉的《到處都是我們的人》、南飛雁的《紅酒》《空位》、范小青的《你的位置在哪里》等, 生動地敘述了各種基層公職人員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際遇, 包括人際間的微妙關系, 自我角色與內心欲望的沖突。王安憶的《閣樓》《逐鹿中街》《悲慟之地》, 金澄宇的《繁花》以及馮驥才的“俗世奇人”系列, 都是立足于市井之中, 以一種世俗情懷, 著力展示人們在日常生活內部的生存情狀, 或精明務實, 或懷抱夢想, 或醉心俗務, 或專注巧技, 糾葛之中不乏痞氣, 體恤之中亦見真情;他們是小市民, 卻以自己的酸甜苦辣, 凸現了日常生活的豐厚滋味。
當然, 更多的還是青年作家筆下都市男女的日常情感生活, 像潘向黎、金仁順、盛可以、張楚、朱輝、魯敏、鐘求是、弋舟、孫頻、張悅然等作家的大量小說, 都是專注于各種男女之間的情感糾葛, 有唯美而浪漫的, 也有惡俗而粗鄙的, 但更多的是觀念與性格的錯位, 是欲望與夢想的分裂。讀這類作品, 我們會看到人類情感在消費主義的現實境域中, 已經被各種功利性的目標所劫持, 兩性情感只是人物之間產生關聯的紐帶, 或者說只是人物在日常生活中頻繁使用的合理道具, 最終所推衍出來的, 則是各種尷尬而荒誕的生存景象。正是這些飽受荒誕折磨卻又不斷自我折騰的人物群像, 生動地呈現了現代日常生活在價值觀念和生存方式上的快速變化。
如果我們再看看那些新歷史小說, 如蘇童的《妻妾成群》《米》, 王安憶的《長恨歌》, 須蘭的《千里走單騎》《紅檀板》, 遲子建的《白雪烏鴉》等, 其中的人物面對種種世俗性的生存選擇, 也同樣沒有太多的理性追問, 沒有尖銳的生存反思, 敘事話語仿佛從日常生活之中自然地流淌而出, 洋溢著濃郁的世俗情懷。我們所感受到的, 只是各種難以言說的人性與情感, 以及人物無法掌控的命運際遇。即使是劉亮程的《一個人的村莊》《風中的院門》等散文集中, 我們也仍然看到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自足性。在這些作品中, 創作主體對人物生存及其命運的處理, 不再過度強調其中社會歷史的意義建構, 而是采用平等的姿態, 更多地逼近瑣碎的日常生活, 逼近庸常而又混沌的生存意緒, 呈現日益繚亂、無序同時也是豐富、蓬勃的生存景象, 展示尖銳、率性同時又是豐盈、鮮活的生命情狀。日常生活詩學的內在基礎是人本主義的思想, 它體現了個體生存的不可取代, 以及對個體尊嚴的自覺維護。
再次, 是自由而精細的文本形態。由于日常生活的瑣碎、隨意, 以及強烈的現場感, 在具體的審美表達中, 作家們普遍追求細節的微妙與靈動, 并不過度強調文本結構的完整性, 而是在自由隨意的話語表達中呈現出一種開放的形態。像“民間寫作”群體的許多詩歌, 都常常盤旋于各種瑣碎而具體的細節中, 層層揭示日常生活的審美肌理。如于堅的《在牙科診所》《那時我正騎車回家》《下午》《一位在陰影中走過的同事》等詩作, 都是從簡單的日常場景或事件出發, 從各種細微的日常生活現場中發掘詩意, 并借助口語化的特殊語調和節奏, 呈現生活自身的內在意味。生活便是此在, 此在便是生命本身的意義之所在。楊克的詩歌也常常將觸須探入現代生活的角角落落, 帶著參與者和旁觀者的雙重身份, 不斷地想象并復原各種獨特的生存感受。在那里, “汽車蝗蟲般漫過大街/我的身體像只大跳蚤在城市的皮膚蹦達/‘忙’這條瘋狗/一再追咬我的腳跟/這個年頭/有誰不像一只野兔?” (《“緩縵的感覺”》) “在沒有黑夜的南方/目睹金錢和不相識的女孩虛構愛情/他的內心有一半已經陳腐。” (《楊克的當下狀態》) 欲望、夢想、冒險、驚奇……在奢侈淫糜的都市內部, 人們總是以感官享受為第一原則, 將消費時代的無深度生活打造得“萬紫千紅”。
小說更不例外。像潘向黎的《白水青菜》《永遠的謝秋娘》, 都是利用情感的微妙沖突, 于不動聲色的細節之中, 演繹了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處事智慧和達觀的生存態度。林白的《萬物花開》《婦女閑聊錄》和《致一九七五》, 也一改作者以前對兩性抗爭的尖銳敘述, 而對日常生活進行直覺化、碎片化的細節呈現;即使是面對“上山下鄉”這樣的特殊歷史, 作者都沒有明確地給予批判或反諷, 而是洋溢著青春內在的熱情。須一瓜的《淡綠色的月亮》《灰鯨》、畢飛宇的《睡覺》《大雨如注》, 以及鐵凝的《伊琳娜的禮帽》《火鍋子》《春風夜》等短篇, 都是立足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件, 在看似無沖突的情節演進中, 利用人物彼此之間的扯扯拽拽, 凸現當下現實中各色人等的內心際遇。類似的作品極多, 且作家們都是為了突出各種微妙的生命體驗, 強調人物內心意緒的精妙拓展, 全力展示那些被庸常經驗所遮蔽的、極為豐盈的生命情態, 減輕各種共識性的思想價值意義的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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