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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末民初之際, 中國文學領域的系列革命, 以東南社會為主導而發動, 其領導者、參與者及其空間互動, 均未逾東南。文學革命之東南發生, 其因在于東南獨特的自然地理和社會歷史條件為文學革命的發生提供了必要的物質保障;同時, 亦得益于東南內在的文學/學術邏輯推動;更重要的是, 它們是東南作為“文化同心圓”中的邊緣地帶反抗中心的產物。東南社會主導的文學革命, 銘刻著東南文化性格的印記, 即它的“底層政治”、回歸“地方性文學經驗”與“外向型文化取向”特點。
關鍵詞：
東南社會; 現代文學; 革命地理學;
Southeast Society and “Revolutionary Geography”of Modern Literature
Zhou Baoxin
晚清民初中國文學領域的系列革命, 學界已有充分研究。但多數研究, 都是在時間發生學框架中展開的, 其空間發生屬性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眾所周知, 世間萬事萬物, 其發生與發展, 都是在時間與空間的統一中展開的, 中國文學的近現代變革亦當如此, 因此對它的把握, 除了時勢、時序的思考角度外, 必須要有空間觀照的自覺。
有鑒于此, 本文將從“革命地理學”的視角出發, 對清末民初之際中國文學領域系列革命發生的地緣特點、動力機制、歷史內在邏輯、價值取向以及文學史形態等做出相應的思考。這樣的思考, 有助于我們發掘系列文學革命所包含的另一種“被壓抑的現代性”———空間現代性, 通過對空間現代性的學理呈現, 進一步豐富學界對現代文學發生學面貌的認識。
一“革命”的地緣發生、互動與空間流轉
從空間視角看, 晚清到民初之際文學領域的系列變革, 雖名為“中國文學”變革, 但其實并無“中國”的普遍性, 而是由特殊“地方”所引領。這個“地方”, 即為今日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安徽南部、上海等所構成的“東南社會”。晚清的“文界革命”、“詩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說界革命”, 1917年的“文學革命”, 其領導者梁啟超、黃遵憲、胡適、陳獨秀等, 都是東南人士。此外, 最早譯介域外文學的嚴復、林紓, 以白話報力踐白話文運動的裘廷梁;較早以西方哲學、藝術理論開展文學批評的王國維, 北大歌謠運動的領導者劉半農、沈尹默等, 同樣為東南文人學者。不獨領導者如此, 變革的參與者也多為東南地區人士, 像1899年“詩界革命”與“文界革命”中的黃遵憲、鄭觀應、鄭貫公、徐勤、麥孟華、丘逢甲、邱煒萲、夏曾佑、蔣智由、狄葆賢、高旭、金天羽、龔自珍、王韜、裘廷梁;1902年“小說界革命”中的夏曾佑、黃人、曾樸、吳趼人、李伯元、徐念慈、梁啟勛等;1904年“曲界革命”中的柳亞子、汪笑儂、陳去病、陳獨秀、歐榘甲、吳梅、齊如山等;五四“文學革命”中的劉半農、錢玄同、周樹人、周作人、沈尹默、劉大白、茅盾、葉圣陶等, 均是如此。
東南人才輩出, 而聚集之地, 則以上海和北京為主, 其中的原因, 當然是因為北京、上海乃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之故。特別是1916年蔡元培執掌北大后, 秉持“兼容并包, 思想自由”理念, 一意革新北大, 開教授治校之風, 北大很快聚集起一批新文學運動的前驅人物, 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沈尹默、劉復、陳衡哲、吳虞、周樹人、周作人等都是一時的風云人物。有學者統計, 1919年五四運動前北大67名文科教員中, 除梁漱溟等寥寥幾人外, 余者皆為東南人士, 且以浙籍為主, “又大多是章太炎的弟子” (1) 。個中原因, 除近世浙江人文鼎盛、文脈大熾之外, 與“其時北洋政府教育部和北大之內, 浙江人士勢力大” (2) 亦有深切關系。生逢變亂之世, 文人思想上有激進與保守之別, 但在社會交往方面, 還基本抱持著傳統的血緣、親緣、地緣優選原則?，F代文學早期文壇上眾多“兄弟作家”“家族作家群”“同門作家群”等, 無不依血緣、親緣、地緣和學緣而成。此外如《新青年》, 雖說移師北京后很快就成為鼓吹新派思想言論的知識分子同人刊物, 但創辦之初, 則純屬同鄉刊物, 除陳獨秀外, 如高一涵、汪叔潛、劉文典、陳嘏、高語罕、潘贊化等人, 均為皖籍知識分子;易白沙和謝無量等雖非皖籍, 卻與安徽淵源甚深, 且與陳獨秀多有交往。
由空間互動性觀察, 歷次革命, 倡導者或參與者的相互砥礪與詰難, 大多也在東南社會內部。如梁啟超, 他的“詩界革命”就是和黃遵憲合力推動, 并以黃遵憲詩歌為標桿的。梁啟超稱黃遵憲的《錫蘭島臥佛》, “煌煌二千余言, 真可謂空前之奇構矣”, “有詩如此, 中國文學界足以豪矣”, 將其與歐陸的荷馬、莎士比亞、彌爾敦、田尼遜等相提并論 (3) 。梁的“群治”思想, 更是受惠于康有為的《日本書目志》和嚴復、夏曾佑的《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嚴、夏的“聞歐、美、東瀛, 其開化之時, 往往得小說之助”之論, 深受當時的梁啟超的“狂愛” (4) 。只不過經梁啟超汪洋恣肆的“新文體”論述, 以及他當時的社會影響力, 時人只知梁氏的《論小說與群治的關系》, 而忽略了康有為、嚴復、夏曾佑等已有的言論。梁啟超的其他文學思想與行動, 同樣離不開與康有為、嚴復、黃遵憲、孫中山、譚嗣同、唐才常、汪康年、章太炎等東南、湖湘文人政客的交游與激蕩。如果沒有戊戌變法失敗后, 流亡日本期間與孫中山過從甚密, 受到孫氏革命思想的影響, 使得“梁啟超對先生言論異常傾倒, 大有相見恨晚之慨” (5) , 那么, 梁啟超就未必會形成后來頻繁的革命言辭。因為, 梁提出文學上的系列革命時, 正與孫處在政治上的蜜月期, 否則, 以梁啟超的趣味、性情與行為方式, 不大可能提出激進的革命主張。梁啟超雖則多變, 但亦有不變的東西, 那就是他的民族主義。救國需救民, 救民則需要從救治人心入手。梁啟超與激進派最根本的區別, 就在于他覺得解決人心問題正是中國文化的特長, 這樣的判斷, 是后來梁啟超從變革的激進主義回到傳統的保守主義的最重要原因。
梁啟超如此, 胡適、陳獨秀的也不例外。作為文學革命的主將, 胡、陳原先并不相識, 二人的相交始于胡適老鄉, 績溪人, 上海亞東圖書館老板汪孟鄒的介紹。1915年, 胡適于美國留學期間, 接到汪孟鄒自上海的來信, 向他介紹陳獨秀, 并代陳向他索稿, “陳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 (6) 。自此, 胡、陳二人始有書信交流。沒有汪孟鄒的牽線搭橋, 就難有胡適與陳獨秀的相交;沒有二人的相交, 后來的“文學革命”當以何等面貌出現, 則不得而知。而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 (包括1904年的《安徽白話報》) , 則完全依靠汪孟鄒的襄助。倘沒有汪孟鄒的鼎力相助, 就沒有陳獨秀的《青年雜志》, 也沒有后來的《新青年》。沒有這個主陣地, 文學革命如何開展, 同樣不得而知。從胡適的角度來說, 他的文學改良思想的形成, 也是美國留學期間, 與梅光迪等一班朋友討論、碰撞的結果。魯迅在《吶喊·自序》中也曾提到, 當初他對《新青年》提到的“文學革命”是持懷疑態度的, 是受錢玄同的勸說, 才動手寫《狂人日記》的 (7) 。
這種人際交往、思想觀念間的互動, 既有正向性的相互激活, 亦有反向的辯駁激蕩, 如梁啟超與嚴復關于域外文學翻譯中的“傳世之文”與“覺世之文”之爭, 梅光迪與胡適關于復興古學和文學革命之爭, 林紓對新文學的詰難, 新文學作家與“鴛鴦蝴蝶派”作家的爭論, 新文學陣營與“學衡派”之爭……近世文學變革, 多在各種“正”與“反”的糾纏中走向“合”。但不管是“正”還是“反”, 大多是在東南社會內部完成。如果說在梁啟超時代, 其互動空間多在閩粵、兩湖、江浙三地之間輪動展開, 那么, 越到后來, 閩粵之地的學者文人就漸趨沉寂。到胡適、陳獨秀推動文學革命時, 空間互動就主要維系在長三角區域文人學者間了。過去我們把這種過渡概括為新民主主義取代舊民主主義, 由空間來看, 則不過是文學變革的中心北移, 從晚清的閩粵, 北移至民初的江、浙、皖等地。這種中心北移, 不是激進和保守的勝負相較, 亦非文學革命領導權的性質有何不同, 而是時勢和宿命。一者, 梁啟超領導的諸多變革, 實在是以政治變革為上, 文學變革為下。文學變革不外是拯時救世之策, 于文學自身, 自然就不如胡適和陳獨秀用力之專、之深。二者, 梁啟超推動文學變法時, 知識分子的思想解放的程度遠不及經過科舉廢止、帝制終結和留洋成為普遍風氣的民國。胡適、陳獨秀等推動文學革命, 所遇阻力自然要比梁小得多, 而追隨者和革命的社會基礎又要比梁啟超好太多。三者, 梁啟超所在的珠江流域, 雖得時代風氣之先, 思想比其他地方開明, 但地方性的文學積累與儲備, 所擁有的文學現代變革需依賴的社會條件, 顯然不能與傳統的江南相提并論。真正要完成文學革命, 仍需充沛的歷史元氣和厚實的社會基礎為保證。備此三者, 梁開風氣, 胡、陳繼往開來, 共同推動中國文學的歷史變局, 由是“文學變革的中心北移”則是歷史的定數。
二“文化同心圓”與“革命”的文化地理
文學變革, 不可能單靠觀念、思想、理論的革新實現, 還需相應的物質、社會條件為基礎。東南社會成為現代文學變革的策源地, 如下三者不可忽視:第一, 作家儲備。文學的革命, 需要作家、文人學者的共同推動, 而東南社會自宋以來, 即為中國文化、文學的中心。據統計, 隋唐五代后, 浙江、江蘇、安徽、福建、江西五省, 是國內出作家最多的省份。宋、元、明、清四朝, 五省作家的總量分別占全國的60.34%、63.01%、74.7%和70.06% (8) 。特別是近現代以來, 東南經濟富庶、社會風氣開放、英文教育水平高, 留學英美包括日本的學生總量, 遠比國內其他地方多。留學海外, 是文人學者學習域外文學, 吸收域外文學思想的重要經歷, 也是他們完成向現代作家轉換的重要步驟, 這是系列文學革命發動的人才基礎。第二, 發達的現代傳媒?，F代文學之為“現代”, 體現在它的傳播形式上, 由古典的手抄、刊刻、鏤印, 或寄贈、唱和、題壁等, 向現代報刊文學形式轉型。這種轉型, 高度依賴現代傳媒與出版。東南地區因上海的特殊優勢, 兼及密集的城市群和稠密人口, 以及便利的交通條件, 成為清民之際報刊最為集中的地方。單是上海, 1860—1895年間, 新創辦的中外文報刊 (含更名者) 就達86種之多, 幾乎占同期全國新辦報刊的二分之一;1895—1898年, 全國各地由華人自辦的中文報刊共94種, 僅上海一地就達40余種之多 (9) 。第三, 現代讀者的形成。傳統的文學因兼有說、講、唱、演的成分, 哪怕沒有多少文化的人, 亦可成為文學的接受者, 而新的紙質媒介文學, 則對讀者的識字、閱讀能力提出較高的要求。印在紙上的文字, 沒有實打實的斷文識字能力, 是斷然無法成為“讀者”的。而東南社會, 因為有較發達的工商業傳統, 是國內資本主義相對發達的地方, 市民社會相對國內其他地方而言也較為成型。這種市民社會, 正是以報刊為載體的新文學得以傳播的社會基礎。
作家、媒介、讀者, 構成新文學生產關系的三個核心因素。這三個要素的成熟與高水平發展, 使得東南社會在中國文學的近現代變革中扮演著領跑者角色。但這些基礎條件要想發揮作用, 尚需時勢和機緣, 這個時勢和機緣, 就是晚清東南社會蜂起的革命思潮與實踐。以形而論, 古代中國以西北為背, 東南為腹, 主要邊患在西北, 所以國人空間意識向以西北為重, 東南為輕。早在西漢時, 司馬遷就注意到“東南/西北”的地緣格局問題, 有“夫作事者必于東南, 收實功者常于西北, 故禹興于西羌, 湯起于亳, 周之王也于豐、鎬伐殷, 秦之帝用雍州興, 漢興自蜀漢” (10) 之論。至鴉片戰爭, 西人以堅船利炮相逼, 殖民主義炮火焚炙之下, 求變, 成為近代東南社會對殖民主義最直接的應對, 唯有變, 才能調適與新世界體系的關系。“外患之乘, 變幻如此, 而我猶欲以成法制之, 譬如醫者療疾, 不問何癥, 概投之以古方, 誠未見其效也。” (11) 李鴻章以洋務御外患, 是逆勢求變;康有為以維新變法保國保種, 同樣是逆勢求變。因應這樣的社會變局, 東南社會的革命思想極其發達, 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 東南的上海、廣州, 與香港、日本東京構成“香港—廣州—上海—東京”這個晚清中國最活躍的“革命走廊”, 香港和東京不僅向內地輸入大量革命思想, 還與上海租界的“孤島”一起, 為革命者提供重要的安全庇護, 因此, 東南的革命思想異?；钴S。
這種革命思潮與實踐, 對系列文學革命有激活創化之功。理論上, 無論梁啟超還是胡適、陳獨秀, 都有按社會革命的理想改造文學的愿景。他們對何謂“文學”、何謂“好文學”未必有真的關懷, 但如何以文學為器參與社會變革的大局, 則是他們重要的考量。梁啟超的“詩界新大陸” (12) 理想;陳獨秀對“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的傾情力推 (13) , 莫不是以社會革命的理想去形塑他們理想的文學。文體方面, 革命不僅衍生出諸如“革命小說”、“革命詩歌”、“革命戲劇”等概念, 連傳統的傳奇、雜劇、戲曲等, 也被改造成為宣傳革命和新思想的利器, 產生出《維新夢》 (歐陽淦) 、《血飛花》 (吳梅) 、《蒼鷹擊》 (傷時子) 等大批在當時有較大影響的雜劇和戲曲作品。其他如話劇、歷史劇、政論文等新的文類, 也因應革命的需求而生, 成為現代時期的重要文體。文學面向上, 傳統的中國文學依天人合一思想, 形成一套天性、人性、物性相感通的審美傳統, 文學尤擅對自然、日月、山水的描摹與刻畫, 而在近現代社會的革命改造下, 中國文學從天道、自然中徹底抽身, 轉而突入社會深處, 變為解決社會“問題”的利器, “現實主義”成為文學社會化的最大理論迷思。審美經驗上, 傳統中國文學作為“文”的重要組成部分, 擔當著“以文化人”“化成天下”的使命, 故而文學對“和”“合”有著天然的價值認同, 講究“哀而不怨, 怒而不傷”。而這個傳統, 卻在社會革命的風暴中, 被徹底驅逐出去, 取而代之的是怒目金剛式的仇恨美學和斗爭美學。
東南社會之所以成為現代文學變革的前沿, 還有一潛在的力量, 就是文明地理結構中作為邊緣地區的“南方”對“中原”的反抗。眾所周知, 中華文明的發端, 始于黃河中下游地區, 此一區域在商周之際即形成基本的人文倫理體系, 此后, 伴隨征伐、移民、墾殖、商貿等, 相繼吸納進荊楚、吳越、巴蜀、嶺南等地, 構造出一個以“中原”為核心, 依次向外展開的“文化同心圓”。在這個同心圓里, 處在最中心的, 是老牌的中原;次中心的, 則是淮河與長江流域;再外圍的, 就是北方、西北和東南沿海。在長期歷史演進過程中, 中心、次中心、邊緣形成了各自的語言、文化、生活方式、信仰系統, 所以雖有中心的征服、統一和同化, 但中心對邊緣的控制及邊緣對中心的認同, 都因距離、原有文明強弱而有分別, 越是遠離中心的, 對中心的認同度就越低, 中心對它們的控制力就越弱;原有文明越成熟的, 對中心的疏離、排斥、反抗就越強。
就東南社會而論, 無論是環太湖的江、浙、皖、滬, 還是閩、粵等百越之地, 均是中華文明地理結構中的邊緣區域, 它們對傳統的中心具有天然的反抗性。這種反抗性, 滲透到文學革命當中, 即為反主流、反正統。梁啟超以批判儒教為其“啟民治”學說張目, “儒教之所最缺點者, 在專為君說法, 而不為民說法” (14) 。陳獨秀則以滌蕩“垢污深積”的“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倫理道德”為文學革命的要旨 (15) 。反中心最具代表性的書寫實踐者當推魯迅, 他的《狂人日記》等小說及大量言論, 直指的就是“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 (16) 。慣常的文學史敘述, 多以“反傳統”概述梁、陳、周氏等的反儒教、反禮學行為, 但是, 這種概括顯然不妥, 因為, 無論梁啟超, 還是陳獨秀、魯迅, 他們所反對的都不是過去式的“傳統”, 而是自西周分封制度以來一直被主流化、中心化的儒家意識形態。陳獨秀說:“墨氏兼愛, 莊子在宥, 許行并耕, 此三者誠人類最高之理想, 而吾國之國粹也。奈均為孔孟所不容何?” (17) 陳氏臧否戰國人物, 以墨子、莊子、許行等非主流人物為是, 以孔孟為非, 其內在的氣機, 即發于反中心意識。
三“革命”與東南社會的“文學/學術”邏輯
當然, 文學革命是“文學的”革命。既然是“文學的”革命, 就應找到它們于東南發生的文學史邏輯。由此一端出發, 我以為, 近現代文學革命之東南發生, 主要還是得益于數百年來東南之文風鼎盛。雖說自宋以后, 中國文學即處在頹勢之中, 但至少就東南來看, 文學仍獨領全國風騷。有清一代, 詩有袁枚、沈德潛及福建詩人為主的“同光體”等;詞有常州詞派與浙詞;散文有桐城派主盟文壇;戲曲有洪升和李漁等;小說除《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外, 晚清的譴責、公案、俠義小說等, 也大多出自東南地區。加上后來的南社和鴛鴦蝴蝶派, 東南文風之隆盛有目共睹。有學者統計, 晚清可計作家533人, 占前6位的是江蘇、浙江、湖南、廣東、安徽、福建, 人數各為142、100、53、46、38、35, 占全國作家總量比為26.64%、18.76%、9.94%、8.63%、7.13%、6.57% (18) 。
相對發達的文學, 并非就是系列文學革命發生的動因, 而文學變革一旦發生, 則必然是在發達地區, 因為, 文學變革需要變革者有切實的文學體會, 有精準的文學優劣評估, 有深刻的文學“問題”洞察, 否則, 文學的變革就無從談起。從文學史的史實來看, 晚清到民初系列文學變革, 其實就是建立在東南人士對中國文學的“問題”判斷上的。雖說梁啟超、黃遵憲、胡適、陳獨秀等對為何進行文學革命、如何革命各有表述, 但在看待傳統文學的“問題”上, 卻有驚人的一致, 他們極具洞見地看到了中國文學暮氣沉沉的崇古、復古、擬古和仿古之風。梁啟超認為桐城派“以文而論, 因襲矯揉, 無所取材;以學而論, 則獎空疏, 閼創獲, 無益于社會”, 因此“夙不喜歡桐城派古文” (19) , 進而不屑地稱某些詞章家為“鸚鵡名士” (20) 。梁氏對桐城派“因襲矯揉”之風的批評, 與陳獨秀對中外文學史上“古典主義”的批評互為印證, “歐文中古典主義, 乃模擬古代文體, 語必典雅, 援引希臘、羅馬神話, 以眩贍富, 堆砌成篇, 了無真意。吾國之文, 舉有此病, 駢文尤爾。詩人擬古, 畫家仿古, 亦復如此” (21) 。這種對“復古”的排斥, 在魯迅那里更為激烈, “狂人”對“古久先生”的“流水簿”猛踹幾腳, 不過是隱喻, 他的《摩羅詩力說》《科學史教篇》等, 無不直指中國人的復古、崇古、拘古。即便是較為溫和的胡適, 也對中國文學因襲古意而導致的刻板、凝滯的狀態極為不滿, 批評他同時代詩人, “胸中記得幾個文學的套語, 便稱詩人。其所為詩文處處是陳言爛調, ‘蹉跎’、‘身世’、‘寥落’、‘飄零’、‘蟲沙’、‘寒窗’、‘斜陽’、‘芳草’、‘春閨’、‘愁魂’、‘歸夢’、‘鵑啼’、‘孤影’、‘雁字’、‘玉樓’、錦字’、‘殘更’……之類, 累累不絕, 最可憎厭。其流弊所至, 遂令國中生出許多似是而非, 貌似而實非之詩文” (22) 。
文學革命的推動者之所以對中國文學的尚古、復古之風群起攻之, 首要原因當然是受當時激進的進化論思想影響, 中國文學既然要向現代邁進, 就必須要以“古”為敵。另外, 則與文學革命的使命相一致, “革命”就是要創造新的事物, 而創造新的事物, 就必須要徹底的與“古”為敵。但更重要的, 我想還是源自文化邊緣地帶對中心的沖擊。如前所說, 作為邊緣的南方, 一直就有對中原這個中心的文化反抗。這種反抗, 是中華文明、中國文化的一個歷史結構。臺灣學者楊照論西周王官學之外的智慧時說:“南方, 尤其是楚, 地理上位于邊陲, 沒有那么深遠的封建根基。更重要的是, 早在西周建立之前, 南方就有了自身獨特的文化傳統, 當然不會有像魯人孔子那種對于封建宗法的情感, 更不會有一定要衛護封建宗法的熱情。” (23) 這種南北文化的大相徑庭, 致使南方盛行疑古、變古之風。張君勱認為, “吾國思想史中之文藝復興, 與其以清代與歐洲比, 不若以宋代與歐洲比” (24) , 其緣由, 即在于宋代學者因疑古而變古, 進而開新儒學, 勇創新說。
文學邏輯之外, 另外需提到的就是東南學術。我們知道, 在傳統中國社會, 文學并非獨立存在, 而是與史學、經學、子學等相會通。中國文學的發展多與學術形成共振, 如漢代“文學”觀念形成與儒學、佛學的互動;唐代古文運動與經學復古思潮的呼應;明代李贄“童心說”與心學的關系;清代桐城派“義理、考據、詞章”之論與程朱理學等。學術與文學的互動共生, 同樣是近現代中國文學變革的重要推力。從基本面上看, 東南是清代中國絕對的學術中心。清初黃宗羲、顧炎武, 乾嘉時以經學考據為中心的“乾嘉學派”, 章學誠的“浙東史學”, 常州的“今文學派”, 康有為的“今文經學”和章太炎的經學、小學、樸學……清代重要學術門派和人物, 全在東南境內。這種區域學術資源, 給文學革命發生提供豐富的滋養和儲備。且不論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嚴復、章太炎、王國維、蔡元培、胡適、陳獨秀、錢玄同、魯迅、周作人等的學術是如何進入他們的文學思考和實踐, 單以語言變革而論, 黃遵憲提倡“我手寫我口”, 就可見他的學術思考的影響。在他看來, “語言有隨地而異者焉, 有隨時而異者焉;而文字不得不因時而增益, 畫地而施行”。他援引古例, “自《凡將》、《訓纂》、逮夫《廣韻》、《集韻》, 增益之字, 積世愈多” (25) , 以證語言變革的正當性;裘廷梁主張“崇白話而廢文言”, 理由是“因音生話, 因話生文字” (26) ;錢玄同作為古文字學家, 之所以有“欲廢孔學, 不可不先廢漢字”之論, 其因即在“漢字屬于表意文字, 只重形意, 不重聲音, 一經書寫, 則必然會導致‘言文分離’” (27) 。這些文學語言變革的主張, 從理論到方法到實踐, 都貫穿著特定的學術理念?？梢哉f, 沒有清代文字、音韻、訓詁學的高度發展以至臻于極盛, 沒有西方現代語言學的思想訓練, 文學革命很難會以語言問題做突破口。文學語言問題如此, 啟蒙問題同樣如此。啟蒙是現代文學的基本觀念, 但這個基本觀念的形成, 其來源即在陸王心學。梁啟超論康有為:“先生則獨好陸王, 以為直捷明誠, 活潑有用, 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進者, 皆以此為鵠焉。” (28) 獨好陸王者, 自然不止是康有為一個人, 梁啟超、黃遵憲、胡適、陳獨秀、魯迅、周作人等, 所思所念者何嘗不是一個“心”字?沒有這樣的一個“心”字, 就沒有“新民”“立人”“國民性”諸說, 就很難講清楚近現代文學領域啟蒙思想的學術史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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