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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電子證據認定的困境與對策論文

    發布時間:2022-11-23 09:23:28 文章來源:SCI論文網 我要評論














    SCI論文(www.free-home-improvement-tips.com):
     
      摘要:電子證據在我國民事審判中的采信程度普遍不高,突出表現在立法上的采信標準不協調,傾向于信賴公證,說理亦缺少規范標準。這是電子證據真實性和關聯性認定存在的內在障礙所致。在結合電子證據自身的技術性特征的基礎上,完善已有的真實性和關聯性認定規則的同時,重新審視相關的傳統證據規則,藉此來提高電子證據在司法實務中的可采性和規范性。
     
      關鍵詞:電子證據;真實性;關聯性
     
      一、電子證據的特征
     
      (一)載體上的雙重性
     
      一切證據由實質內容和外在形式組成,證據的內容是和案件相關的事實,證據的載體是證據自身存在的形式。以一張借據為例,用來書寫的紙張是證據的載體,記載于其中的借款人、出借人、借款金額、利息、還款期限等事項就是證據內容了。
     
      我們不能直接看見或聽見這些虛擬數字信號,這就需要通過技術手段將其從存儲介質提取并輸出為圖像、視頻、文字等形式。于是,電子數據存儲或保存的裝置就成為電子證據的外部載體。電子證據內容的存在形式,即輸出后得到的音像圖文等等,成了電子證據的內在載體。易言之,不同于傳統證據的單一證據載體形式,電子證據具有了明顯的“雙載體性”。

    \
     
     
      (二)構成上的系統性
     
      不同于以實體形態存在的書證和物證,電子證據所存處的空間是所謂的虛擬空間或數字空間。生活中,我們一般以云系統、服務器系統、互聯網系統、文件文檔系統、應用程序系統等系統類別來指代。虛擬數字空間以這些不同的系統作為技術載體,這些空間的特征也正是系統性??梢哉f,脫離系統而獨立存在的電子數據是絕難存在的。[1]
     
      (三)較強的穩定性
     
      物證隨著時間的經過或者所處環境的變化,自身的狀態和性質也可能會隨之改變,容易使得證據內容失真。證人作證也會在不同的時間段因心理因素的改變而改變。相較之下,存放在系統之中的電子證據就不受這些內在或外在的因素影響而減損自身的證據能力。以微信聊天記錄為例,當事人可以在自己的手機或電腦上刪除聊天記錄,但刪除行為并不會影響在對方設備或云端數據里的存續,這些數據仍然可以通過技術手段被取證。電子證據以人為手段被如何篡改,存儲系統中必然會生成相應的附屬信息數據和關聯定位信息。[2]如果在取證或辯論中發現這些伴生的信息,必然能夠對電子證據的真實性提出合理的懷疑。
     
      二、電子證據在民事訴訟中的應用現狀
     
      從一些案件的法官說理情況來看,法官發表評判意見時,有時會認可質證意見,但有時在類似案件中卻不認可質證內容,進而做出完全不同的采信結果。試以兩個案例來分析實務中法官不同的說理態度:
     
      在“王某訴三川有限公司勞動爭議案”中,王某以手機截圖的方法提交了與公司工作人員的微信聊天記錄和短信。法院經審查后認為,王某提交的截圖能夠與查明的事實相互印證,形成了證據鏈,故予以采信。而在“王某訴顧某借款糾紛案”中,原告王某向法官出示了十幾張借條來證明被告顧某的數筆數額不等的借款,但被告顧某質證稱部分借條其實是高利貸的利息,并向法庭提交了其自行打印的微信聊天記錄。法院認為顧某不能證明所提供的聊天記錄的雙方主體身份,亦未能證明聊天記錄的內容沒有經過修改,對微信聊天記錄打印件不予以采信。
     
      兩案展示的證據形式都是打印的輸出件,當事人質證理由大致相同,但法官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認證結果,“類似案件類似處理”是法律平等的基本要求之一,而電子證據的認證依據適用不統一就會使案件走向“同案不同判”困境。[3]
     
      三、電子證據采信困境之成因
     
      (一)真實性認定難
     
      目前真實性的認定難題體現在主體認定和內容認定兩方面。
     
      電子證據主體的體現一般都是一組數據或代碼,具有極強的虛擬性。這種虛擬化的網絡主體與現實世界的物理層面的身體對應關系并無唯一性,但虛擬的主體是不具有法律人格的,所有網絡行為必須明確對應現實主體后才可以使用法律行為理論。[4]以QQ和微信等社交軟件為例,雖然工信部推行實名認證已有多時,但即便用戶完成了實名程序,平臺對于用戶提供的綁定信息也只能做到形式真實上的審查。僅從好友詳情頁面中,難以辨認賬號主體對應的真實身份。如果舉證一方想要確認賬號主體的話,從公司后臺調取數據也是費時費力,不利于實現訴訟的效率價值。
     
      (二)關聯性認定難
     
      一般來說,分析物證、書證等證據的關聯性需審查證據的內容信息和待證事實的相關性。而在電子證據的雙載體特性下,其關聯性需要同時具備內容上的關聯性和載體上的關聯性。[5]由于電子證據形式上的載體是依賴于數字信號所構成的虛擬空間,不像物證和書證,虛擬空間和案件事實所在的物理空間形成具體可知的對應關系并非易事,審查電子證據的關聯性不僅要從“人”或“事”的方面,還要審查“物”(電子設備)“時”(電子信息時間)“空”(虛擬地址)。如果沒有認定信息內容層面關聯性或沒有認定載體形式層面的關聯性,或兩方面中有一方面的結論是不存在關聯性,那么法官就可能因為缺少關聯性而不會采納電子證據。
     
      (三)理論的掣肘
     
      1.“自由心證規則”的適用問題
     
      自由心證由反思法定證據的弊病上而來,該制度的要旨是:證據證明力的有無及其大小不以法律規定為唯一標準,法官主要依靠自身的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去判斷案件事實,達到內心確信的程度。因此判斷電子證據對案件事實的證明程度,必然會受到法官知識結構和審判經驗的影響。[6]在面對電子證據時,有的法官認為電子證據真假難辨,進而不敢用、不能用,有過技術素質或者對信息技術持開明態度的法官會更樂于采信。

    \
     
      我國《民事證據規定》第八十五條和《民事訴訟法解釋》第一百零五條中體現了自由心證的精神和要求,即“依法,全面、客觀”的原則,要求運用邏輯經驗法則、充分說理。雖然自由心證具有較大靈活性并可以更好地在個案中體現公平正義,但法官專業能力和職業素養參差不齊,加之缺乏統一的參考標準,也有可能出現“同案不同判”,影響司法決策的安定性和可預見性。[7]
     
      2.“最佳證據規則”的適用問題最佳證據規則是源于英美法系的證據規則,該規則強調,除非存在特殊情況,原件具有優先的證明力。因此庭審上,法官會傾向于要求舉證一方提交原件,從本源說,電子證據的原件是存貯在儀器設備里的虛擬信號,有的儀器設備沉重不易在法庭上展示,或者電子數據難以提取等情況,將會給舉證方帶來極大的不便。往往在實踐中,法官會青睞經過公證或對方當事人予以自認的復制件。
     
      電子證據的穩定性使得構成它的虛擬信號在“克隆”過程中不會產生損失,通過復制遷移和上傳保存等操作可以實現其自身的精確復制。[8]此時與原初存儲介質中的電子數據相比較,復制得到的數據具有相同的價值,而且轉換后的表現形式也沒有任何區別。如果在當事人未公證或原始數據丟失的情況下,還要囿于原件規則,無疑增加了當事人的證明難度,給電子證據發揮證明效力造成現實阻礙。
     
      四、電子證據采信困境的建議性對策
     
      (一)完善真實性的認定規則
     
      改善真實性認定難的著眼點在于,以已有的司法經驗為基礎,以靜態認定規則和動態認定規則相結合的模式綜合判斷電子證據的真實性,一定程度可以減輕當事人的訴訟負擔。
     
      靜態認定規則是指通過對用戶注冊信息與案件證據主體進行比對,以確認兩者是否具有一致性來確定電子證據實施主體的認證規則。靜態認定規則主要依靠注冊實名化來實現,通過推動制定行政法規,在即時通信平臺推行“后臺實名、前臺自愿”注冊原則,逐步覆蓋到即時通信的相對方,確立服務商對特定申請人的真實身份先行審核義務。
     
      動態認定規則是指法官通過對數據用戶的實時動態使用信息與案件證據主體比對的同一性來確認實施主體的認定規則,在先行認定目前電子數據使用主體具有難以實現的技術難度的條件下可以適用。如果對方當事人否認電子證據的真實性,法官可以考慮責令其提供持有的原始載體上的相關記錄來作為相反證據,如果對方當事人不能提出的,就舉證方所提交的電子證據,可以推定具有真實性。在審理過程中,法院也可以允許當事人申請專業人士來對有關電子證據進行解釋說明或向對方發問質證。
     
      (二)完善關聯性的認證規則
     
      電子證據的關聯性不是一個點,而是多點成面,相互聯系。認定電子證據的關聯性,既要審查內容的關聯性,也不能忽視行為、介質、時間等方面的關聯性。
     
      審查行為的關聯性。例如,當事人或其他主體是否收發消息、郵件、轉賬、打開鏈接或瀏覽某個網址等。在這個時候,不需要考慮主體的身份問題,要考慮的只有主體是否實施了特定的相關行為,因為這些行為會影響到認定主體承擔法律責任的問題。
     
      審查介質的關聯性,電子證據存在的載體多是手機,平板電腦或筆記本電腦等設備。這些設備是作為介質存在的,而此時必須要做的就是對載體或介質同主體之間的關系進行確認,例如說確認當事人或其他主體是否是相關的載體的所有者、使用者,載體是否被他們共同所有或共同使用。
     
      審查時間的關聯性,對于虛擬空間而言,它的時間指的是機器時間,一般情況下都會同物理空間的時間形成相應對照關系,但是兩個時間之間又不可能完全一致確定對應關系,對案件發生時間形成電子證據的具體行為人做出判斷和認定。在實踐當中,諸如信息發送時間、文檔編輯時間、電子郵件發出時間、轉賬時間都有可能影響到案件。
     
      (三)傳統證據規則的調和
     
      1.自由心證為主,客觀標準為輔
     
      自由心證原則下,法律不再束縛法官對證據的價值和證明力做具體且自由的判斷,但自由心證的內在要求與當前法官對電子證據認識不統一的現狀之間存在著失衡。然而并不是要法官放棄自由心證?,F代自由心證既強調法官依據自己的良知、經驗和道德努力實現個案公正,也重視法院內部、外部的各種監督和限制。
     
      從司法發展的視角看,證據的客觀化采信是我們司法活動的重要目標之一,它能夠提高司法的可預期性、公正性和公信力,同心證的結合可以為實務中說理依據互相矛盾的問題的解決提供指導。在認知和理解上,我們不能也難以窮盡浩繁電子證據證明力強弱的情形意圖做出硬性規定,要堅持自由心證;在實務中,需要通過協調一致的法律法規或司法解釋來規范電子證據證明力的認定標準,也可由相關部門、行業組織就電子證據的鑒別標準給出參考意見,或者由學術界根據電子證據的運用現狀,提出一些學理性的要求和方法。
     
      2.最佳證據規則的改進
     
      目前司法實踐中電子證據的復制件會被當作間接證據來看待,其實界定電子證據的原件不必囿于空間上的表現形式,可考慮改變“電子數據原件”的內涵來完善最佳證據規則,提高電子證據的可采性。
     
      如美國的證據立法就將“原件”擴大到能夠準確反映該數據信息的任何輸出物,除了采用復制件會導致裁判不公,副本與原件具有同等程度的可采性。加拿大的《統一電子證據法》則提出了“完整性標準”,即在能夠確保以電子形式記錄或存儲的數據信息和承載這些數據信息的電子記錄系統的完整性前提下,此類電子數據即符合原件的要求。
     
      相較而言,“完整性標準”更較合理,因為電子證據化成肉眼可以識別的證明資料,主要依靠電子系統中的模擬信號或電磁信號完成輸出并在實體介質上顯現,在穩定的電子系統中可以達到完全的準確轉化,不會發生損耗。副本實現了完美的“克隆”,成為了和原件一模一樣的存在。此外,電子證據在內容上表達了一定的思想和行為,和書證的作用重合。在形式上有著自己附屬信息。兩個側面無論哪一個被損壞或難以查實,都會讓電子數據的真實性面臨對方當事人和法庭的質疑。因此,完整性標準可在最大程度上保護電子數據所承載的全部信息。因此我國在民事訴訟的立法上采納“完整性標準”,可以很好地解決電子證據的“原件困境”,使法官更加靈活地去認定電子證據的原件。
     
      五、結語
     
      電子證據是電子信息技術在法律制度上投射出的產物,當下隨著互聯網和智能終端的進一步發展,一方面為法律糾紛的解決提供了新的思路;另一方面,卻也給司法審判帶來了新的難題和要求。本文首先分析了微信證據對電子證據在民事訴訟中的立法、司法現狀以具體案例進行分析,提出電子證據在民事訴訟中主要的運用和采信障礙所在。最后,對微信證據的可采性和證明力提出了相關解決辦法和建議。規范電子證據司法認證并非一夕之功,這需要理論、立法、司法三者共同協調推動進步。
     
      參考文獻
     
      [1]劉品新.論電子證據的真實性標準[J].社會科學輯刊,2021(1):66-78,209.
     
      [2]冀宗儒,鈕楊.論民事訴訟中電子數據的運用規則[J].證據科學,2016,24(4):448-458.
     
      [3]畢玉謙.電子數據庭審證據調查模式識辨[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6,24(1):123-132,175.
     
      [4]劉譯礬.論電子數據的雙重鑒真[J].當代法學,2018,32(3):88-98.
     
      [5]張宇.論電子數據證據的真實性認定[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6(3):73-77.
     
      [6]王虹橋.電子數據證據在民事訴訟中的應用規則——以“電子證據”為例[J].法制與社會,2019(3):17-19,61.
     
      [7]譚羽哲.探析電子證據在民事訴訟中的運用障礙與對策[D].成都:西南財經大學,2019.
     
      [8]施躍波.民事訴訟中電子數據證據認定研究[D].昆明:昆明理工大學,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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